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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学的体系结构(二)

2018-10-12 16:02:25    来源:    作者:    点击:

敦煌史地学

敦煌史地学是敦煌历史学和地理学的合称。由于敦煌地理学主要研究敦煌古代地理,它同敦煌古代历史学关系密切,所以学者把二者归入同一门类。

敦煌史地学的内容是清理敦煌历史和地理演变的脉络、过程和变化,研究敦煌同中原王朝和周边民族地区的历史、地理关系,探讨它的规律和影响,为敦煌古代文化发展和文化研究提供准确可靠的历史地理背景。它是敦煌学中关涉面很广的一门基础性分支学科。

敦煌历史学,目前主要分为敦煌通史、敦煌断代史和敦煌系列专史三个门类。

1. 敦煌通史

敦煌通史,大致分为上古史、中古史和近古史三大段落。

(1)敦煌上古史

上古史是西汉开拓敦煌之前该地区的历史,也就是古代不同民族在这一地区从事生产、生活和奋斗的历史。这方面的材料不多,除了史籍中的零星记述外,主要借助于考古发现加以梳理分析,所以它同这一地区史前考古关系密切。研究敦煌上古史,对于认识西汉开拓之前该地区的基础及西汉以来该地区经济之突飞猛进、文化和居民成分的巨大变化十分重要,从中可以看到外力在历史发展中非同小可的作用。

(2)敦煌中古史

敦煌中古史,是指西汉开拓这一地区以来,到元代灭亡为止约 1400 多年的历史。这是敦煌历史发生巨大变化而又丰富多彩的时期。敦煌文化就是在这一时期形成、发展、创造出灿烂辉煌的成果,达到高峰,最后又迅速跌落,内容最为丰富,因而成为敦煌史研究的重点。

(3)敦煌近古史

敦煌近古史是指明清时期的敦煌历史。这一时期是敦煌历史发展从高峰跌落下来,传统文化断传, 又重起炉灶、重建敦煌文化的时期。由于明王朝放弃嘉峪关外之地,大批汉民徙入关内,蒙古族、维吾尔族成为敦煌地区的主体民族,少数未迁出的汉民亦融入于当地主体民族之中,因而敦煌中古时期的汉唐文化传统中断绝传。清朝重新收复后,采取移民实边的政策。先是雍正四年至七年(1726~1729),从1951甘肃 56 州县迁来移民 2405 户,敦煌地区渐次重新开发,在西北及当地文武官员及文人的倡导下,追寻汉唐旧迹、重建汉文化。沙州城、汉长城、莫高窟、榆林窟,都是这一时期重新发现的。敦煌遗书也是这一时期开始出土、重见天日的。

研究这一时期的历史,实际上是为了弄清敦煌中古时期灿烂文化破坏、衰落的过程和对中古文化遗留的重新发现及重新认识。如果说,研究敦煌中古文化的意义主要在于弄清敦煌兴盛史的话,那么研究敦煌近古史的意义,则主要在于弄清敦煌衰变史。某种灿烂文化如何急遽衰落乃至湮没绝传,敦煌是一个极为难得的典型。

2. 敦煌断代史

敦煌断代史,目前主要是研究这个地区的两汉史、十六国史、唐代史、吐蕃统治史、张氏归义军史、金山国史、曹氏归义军史及沙州回鹘史等敦煌中古时代几个特殊时段的历史。这在几个特殊时段内,以佛教影响和民族关系问题最为突出。汉文化传统同佛教影响及民族文化既有矛盾又能统一,既有排斥又有交融。佛教信仰、民族文化和民族关系在矛盾和交融中得到发展,其中蕴藏着不少有益的启示。

3. 敦煌专史

敦煌专史是指敦煌社会史、文化史、经济史、教育史、民族史等这一类自成系列的专史。研究这类自成系列的专史,有助于对敦煌历史的方方面面、条条块块的深刻认识。此外,敦煌佛教史、艺术史、文学史等,也理应列入敦煌专史系列。但这几个专史系列又分别属于敦煌艺术、敦煌佛教、敦煌文学等学科范围之中,故不再重复列入敦煌专史之中。

4. 敦煌历史地理

敦煌历史地理,是敦煌历史和地理互相渗透的学科。它主要研究敦煌之地在历史过程中发生的社会性和自然性的变化。例如敦煌古代建置、地域、区划、城堡、塞障、交通、河渠以及自然环境变迁等,以便为其他分支学科提供背景依托,所以也是敦煌学的基础性学科。

敦煌保存有不少名胜古迹,这些名胜古迹包含着历史的、地理的、社会的和文化的因子。由于它们是在敦煌大地上存在并保存下来的,所以我们把它也归入敦煌史地学范畴。

5. 敦煌史地学研究

敦煌史地学研究,其萌芽期既早又长。早在《穆天子传》《淮南子》《山海经》中已经有不少充满神秘色彩的记录和传说。《史记》及其后历代正史中常有关于敦煌的记事,各种地志、方舆书中也往往见有敦煌郡、晋昌郡、沙州、瓜州专条。从东汉起,陆续出现了《敦煌耆旧记》《敦煌实录》《十六国春秋》之《西凉录》《北凉录》,唐代又有了当地编纂的《沙州图经》《沙州都督府图经》《归义军图经略抄》,还有外地人编写的《沙州伊州志》《敦煌录》一类的敦煌史地专著。上述种种,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敦煌史地研究萌芽期的成果。

敦煌史地研究是在清代随着此一地区的再度开辟而逐渐兴起的。雍正年间,汪德容编有《沙州碑录》;乾隆二年(1737),黄文炜编《重修肃州新志》内有《沙州卫志》《安西卫志》;乾隆八年(1743),常钧编《敦煌杂钞》及《敦煌随笔》;道光年间苏履吉、曾诚编《敦煌县志》。此外,清代《陕西通志》《甘肃通志》《西域图志》、徐松《西域水道记》、陶保廉《辛卯侍行记》等,都有不少关于敦煌地区史地人文的记述。

随着敦煌遗书和敦煌汉简的出土,发现不少有关敦煌史地的资料。这些资料陆续得到刊布,促使研究内容进一步扩大,并取得不少成果。数十年来,关于两汉时期、归义军时期的历史以及唐宋时期敦煌州郡、城堡、乡镇、驿道、河渠、寺观以及名胜古迹的研究,成果最为显著,弄清了许多过去不清楚的问题。重要的成果如罗振玉《补唐书张议潮传》《瓜沙曹氏年表补正》,藤枝晃《归义军节度使始末》《千佛洞的中兴》《吐蕃统治时期的敦煌》,戴密微《吐蕃僧诤记》,贺世哲、孙修身《瓜沙曹氏年表补正之补正》,史苇湘《莫高窟大事年表》,日本讲谈社《讲座敦煌》一、二、三集,姜伯勤《唐五代敦煌寺户制度》,李并成《敦煌绿洲水系复原》《河西走廊历史地理》,郑炳林《敦煌地理文书汇辑校注》, 荣新江《归义军史研究》,李正宇《敦煌历史地理导论》《敦煌史地新论》及《古本敦煌乡土志八种笺证》, 王永兴《唐后期军事史略论稿》,陈国灿《敦煌史事新证》,等等,可谓举不胜举。除上面已经提到的学者外,还有很多学者在这方面作出过重要贡献,如伯希和、哈密尔顿、陈祚龙、那波利贞、仁井田陛、榎一雄、山本达郎、池田温、土肥义和、向达、劳干、岑仲勉、夏鼐、阎文儒、苏莹辉、韩国磬、唐长孺、唐耕耦、黄盛璋、王尧、郑学檬、杨际平、高明士等,人才辈出,成果累累,敦煌学的研究阵容蔚为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