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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学的稳步发展

2018-02-26 09:07:58    来源:    作者:    点击:

       这一阶段的特点是敦煌学在世界范围内取得巨大成就的时代,它已成为一门显学。中国大陆的敦煌学开始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学说为指导,把敦煌学纳入到建设社会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事业中。从此,大陆的敦煌学开始摆脱了自发性、盲目性,把敦煌学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1.敦煌文物研究所成立

       1950年,敦煌艺术研究所被更名为敦煌文物研究所,直接由文化部领导,仍由常书鸿任所长。并增加了人员编制,扩大了工作范围。到1966年,已有各种专业人员30多名,分设美术、考古、保护、资料四个室。从“艺术研究”到“文物研究”,表明研究范畴有较大的扩展。在这一时期,敦煌文物研究所主要做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1)全面加固莫高窟

       1950年抢修了唐宋木构窟檐。1956年加固了第248窟至259窟一带的早期洞窟。1963年到1965年,对莫高窟进行全面加固,长度达875米,使主要的洞窟得到全面保护,并能经受七级地震。加固的洞窟通道上下衔接,南北贯通,彻底改变了残破坍塌的旧面貌,使莫高窟焕然一新。同时对窟内壁画和塑像也进行了抢修。使1409.56平方米的壁画和215身彩塑得到了妥善的保护。

配合洞窟加固工程,相关机构工作人员对窟前遗址进行发掘,发现了窟前殿堂遗址及多次重修的资料,为洞窟考古增添了新内容、新项目。

(2)临摹壁画

       临摹壁画仍是研究所这一时期的中心任务。从1952年至1965年,段文杰等美术工作者共临摹了通史代表作、专题资料和原大整窟模型共1014幅,计749.74平方米,还临摹了彩塑30多身。这一时期的临摹水平比前一时期有了较大提高。

(3)整理资料和编辑出版物,撰写论文

       他们对《石窟内容总录》和《供养人题记》进行了校勘和增补。有计划地对壁画和塑像进行摄影和记录。编辑出版了《敦煌壁画》《敦煌彩塑》《敦煌唐代图案》《敦煌壁画临本选集》等一批大中型图册和一套十二册的通俗读物《敦煌艺术小画库》,并配合出版物撰写了近二十篇学术论文。

这些工作对于保护、宣传敦煌石窟艺术,促进敦煌石窟艺术的研究以及美术工作者学习敦煌遗产,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2.敦煌文献整理和研究

       陆续出版了一批总结以往成果和经验的专著。

(1)中国

      出版一批我国敦煌学家重要的研究成果和资料整理的结集。如史岩《敦煌石室画像题识》,罗常培《唐五代西北方音》,王重民《敦煌曲子词集》《敦煌古籍叙录》,周绍良《敦煌变文汇录》,向达等《敦煌变文集》(上、下册),任二北《敦煌曲校录》《敦煌曲初探》,谢稚柳《敦煌艺术叙录》,姜亮夫《敦煌——伟大的文化宝藏》《瀛涯敦煌韵辑》,潘絜兹《敦煌莫高窟艺术》《敦煌壁画服饰资料》,向达《敦煌艺术概论》《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蒋礼鸿《敦煌变文字义通释》,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资料室编《敦煌资料》第一辑,王重民主编的《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杨公骥《唐代民歌考释及变文考论》等,还有港台学者劳干的《敦煌艺术》,饶宗颐的《老子想尔注校笺》《敦煌琵琶谱读记》,赵泰的《敦煌舞谱残卷探微(一)(二)(三)(四)》,方豪的《敦煌学》,苏莹辉的《瓜沙史事系年》《敦煌学概要》,陈铁凡《敦煌本论语异文汇考》《敦煌本尚书校证》等,都是前所未有的突出成绩。

       此外,还发表了一大批具有较高学术水平的论文,其内容涉及历史、考古、社会经济、民间文学、文字音韵、科技等诸多领域。

       这一阶段,除了健在的敦煌学家之外,又增加了一批生力军,著名的有任二北、宿白、王永兴、金维诺、周绍良、潘絜兹、刘铭恕、洪毅然、阴法鲁、杨公骥、常任侠、段文杰、唐长孺、蒋礼鸿、韩国磐、王文才、张次青、宛敏灏、程毅中、苏莹辉、饶宗颐、陈铁凡、方豪、周法高、赵泰等。

在国外,日本敦煌学研究队伍已初具规模,几乎各个领域都有人研究。

(2)日本

       京都“西域文化研究会”1958至1963年出版了六卷本的《西域文化研究》,其中包括研究论文、资料、目录等方面的内容,是日本这一时期敦煌学的集大成之作。

东京,东洋文库设立了“敦煌文献研究委员会研究室”,开始编辑《西域出土汉文文献分类目录初稿》,这一时期完成的有公文书、道教文献等。

而仁井田陞的《中国法制史研究》和西村元佑的《中国经济史研究》则是日本学者研究敦煌文献中法制和社会经济文书的代表作。

(3)法国

       法国戴密微完成了他运用敦煌文献研究禅宗入藏问题的名著《拉萨僧诤记》(有中译本),谢和耐则利用敦煌文献中的资料撰写了他的成名作也是代表作《中国五~十世纪的寺院经济》(有中译本),此外,对敦煌文献中的藏文、粟特文、回鹘文的整理与研究,法国学者也取得了卓越的成就。

(4)英国

       英国翟理斯经过几十年的努力,终于完成了《英国博物馆所藏敦煌汉文写本注记目录》,英国博物馆将收藏的敦煌汉文文书摄成缩微胶卷(编号S.6980以前部分)与各国交换(北京图书馆是在1957年通过交换得到了这批缩微胶卷),这就为各国学者利用英藏敦煌汉文文献提供了方便。

(5)苏联

       苏联孟列夫主编的《东方学研究所所藏敦煌汉文写本注记目录》第一卷和第二卷终于在60年代出版,使学术界开始对奥登堡劫去的敦煌文献有了初步的了解。

上述成果之外,日、法、英、俄等国学者还撰写了一大批有关敦煌学的论文,从多方面推动了敦煌学的发展。

       总之,到了60年代中叶,敦煌学已经发展到了成熟阶段,各类目录日趋完善,人们可看到的资料日益增多,对资料的整理、考订以及各个领域、各个专题的研究也都有了相当的基础,研究方法也更加成熟,更重要的是在世界范围内已形成了一支专业研究队伍。但正当我国学者准备在这个基础上与各国学者一道再展宏图时,大陆发生了十年动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