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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学研究的兴起及发展历程(一)

2017-09-17 22:50:34    来源:    作者:    点击:

敦煌学研究的兴起及发展历程

       敦煌学与徽学和藏学齐名,是中国的三大区域文化之一,今天的敦煌不过是甘肃最西端一个人口不足20万人的县级市,是一块处于沙漠、戈壁包围中的小绿洲。敦煌在1986年被国务院确定为中国历史文化名城,次年莫高窟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一批列入了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同时列入的有泰山、北京故宫、长城、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和陕西秦始皇陵及兵马俑)。敦煌学的兴起则是由敦煌石窟、敦煌遗书和敦煌其他古代遗址遗物的重新发现而引发的。

敦煌学的前奏:1900年以前

       清雍正初年置沙州所,旋改沙州卫。从此,官员、文人陆续来此,敦煌石窟、壁画、彩塑、敦煌汉长城及其他名胜古迹等随之被发现,于是开始加以介绍并进行探讨研究。著名人物有汪漋、汪德容、姚培和、马尔泰、沈青崖、黄文炜、常钧、徐松、苏履吉、许乃谷等人。

1.敦煌学的先声

(1)汪漋

       汪漋,休宁(今安徽芜湖)人,康熙三十三年(1694)进士,雍正四年(1726)以光禄少卿督理口外城工,重修敦煌新城,撰写多篇敦煌记游怀古诗,如七言律诗《敦煌怀古》六首、《成工告城》四首、《出郊看千佛洞墩台》二首、《黄墩堡》一首,又有五言古诗《游千佛洞》以及安西怀古记游之作多篇,以优美、深情的诗句赞扬莫高窟之宏伟、壁画塑像之精妙及塞外景观之殊胜,佳句“都护不来亭障废,屯田久罢井疆移”,“谁使苍黎安衽席,徒令膏血染沙场”(见《敦煌怀古》);“峰指三危寻径僻,洞藏千佛半尘堆”(《出郊看千佛洞墩台》);“金身腾百丈,碧影肃诸天”,“庄严挥四壁,妙善写重巅”,“侧立衣冠伟,分行剑佩联”(《游千佛洞》),记胜抒慨,脍炙人口,为北宋以来诗咏敦煌第一人。

(2)汪德容

       汪德容,字重阆,浙江钱塘人,康熙五十九年(1720)成举人,雍正二年(1724)会试中探花,成进士,授翰林院编修(见《浙江通志》卷一百四十二、一百四十四),雍正三年(1725),因“为人关说请托之事”被革职(见《清世宗宪皇帝上谕内阁》卷四十九)。此后,离京游幕河西,至敦煌,抄录当地碑记并加按语,著《沙州碑录》。由此,沙州唐碑及所记事迹乃得播传于外。今《沙州碑录》已佚,倪涛《六艺之一録》卷一百二十三载其书所录莫高窟《唐京〔宗〕子陇西李氏功德碑记》《唐李氏再修功德碑》及按语。黄文炜《重修肃州新志》乃据《沙州碑录》载此二碑及按语入《沙州卫册·文部》。汪德容善书法,遗有《训子小学二十纸》,学者称此卷“不特字学渊博,书法亦极工”(见《六艺之一录》卷二百六十四)。

(3)黄文炜

       黄文炜,字飞赤,江南(今安徽)歙县人,雍正十二年至乾隆二年(1734~1737)由广东按察使解任来肃州,总理凉州以西台运,兼理高台、三清湾、柔远堡屯务,后任整饬肃州分巡道。编纂《重修肃州新志》,乾隆二年成书(后又有续补)。此书乃在万历四十四年(1617)《肃镇志》及雍正三年《甘肃通志》基础上增删而成,内有《沙州卫》二册,即敦煌人所称《卫志》者。书中备述沙州卫沿革、山川、形胜、城堡、文物及艺文颇详;又全文转录汪德容《沙州碑录》所载莫高窟148窟《唐宗子陇西李氏再修功德记》及按语。其后,乾隆二十五年改沙州卫为敦煌县,时人编有简略的《敦煌县志》及道光十一年敦煌县令苏履吉重纂《敦煌县志》、1943年县人吕钟《重修敦煌县志》,皆祖据此册增减损益,堪称近二百年间敦煌地方志之祖本。

(4)常钧

       常钧,满洲人,乾隆四年(1739)擢安西兵备道,撰《敦煌杂抄》《敦煌杂录》二书,乾隆七年(1742)书成,书中对敦煌、安西(今瓜州县)之历史、地理、建置、古迹以及莫高窟等分别进行专条列记,并有所考证。这两本书是搜罗敦煌旧闻的专集,对宣传敦煌地理、人文起了很大的作用。

(5)徐松

       徐松(1781~1848),字星伯,又字孟品,原籍浙江上虞,隨父宦京师,遂落籍顺天府大兴县。二十五岁(1805)成进士,历任翰林庶吉士、翰林编修、入值南书房;二十九岁(1810)入全唐文馆,任提调兼总纂官;出任湖南学政,被参,谪戍伊犁。著名西北地理学家。三十二岁(1812)谪戍伊犁,三十九岁(1819)获赦;次年,回籍,路经敦煌,考察当地河流水系,详细记述并考证瓜沙境内之疏勒河、布隆吉河、野马沟、札噶尔乌珠水、党河、大水河流域所经,及清代敦煌县之大有渠、窑沟渠、伏羌新渠、伏羌旧渠、庄浪渠,记录沙州城、鸣沙山、莫高窟、月牙泉、党城湾、三危山、沙枣墩、欣坎布城、双河岔、双塔河、阿巴图北口、哈喇淖尔、色尔腾海(今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苏干湖)、罗布淖尔等一系列瓜沙地理处所并有所记述,录载了《李君修莫高窟佛龛碑》《李府君修功德碑》《李氏再修功德碑》《索勋碑》《元至正造像记》《皇庆寺碑》(分见徐松《西域水道记》卷三)。尤其值得重视的是用相当的篇幅记述莫高窟所在、方位、洞窟塑绘;初步考证了莫高窟建窟史;首次表出《李义碑》所载莫高窟史的权舆资料:“厥初秦建元二年,有沙门乐僔,戒行清虚,执心恬静,尝仗锡林野,行止此山,忽见金光,状有千佛。遂架空凿崄,造窟一龛,次有法良禅师,从东届此,又于僔师龛侧,更即营建。伽蓝之起,滥觞于二僧。复有刺史建平公,东阳王等各修一大窟。而后,合州黎庶,造作相仍……遥自秦建元之日,迄大周圣历之辰,乐僔、法良发其宗,建平、东阳弘其迹,推甲子四百他岁,计窟室一千余龛。”

(6)苏履吉

       苏履吉,福建永春州拔贡,乾隆四十四年(1775)生。道光四年至十一年(1824~1831)两度出任敦煌知县,一度署理安西州。在敦煌、安西(今瓜州县)为官八年,任内主持编纂《敦煌县志》,对敦煌历代沿革、建置、疆域、名胜古迹、民俗、人物、艺文资料等进行进一步的搜罗,卷首刊印莫高窟图一幅,是最早的一幅莫高窟风景图。这部书为早期敦煌学者所必读。他撰写有关敦煌、安西(今瓜州县)的诗篇百余首(见苏履吉《友竹山房诗草》《友竹山房诗草续钞》),是清代阐扬敦煌历史文化的一大作家。

2.藏经洞发现之前敦煌遗书的流散

       在莫高窟藏洞打开之前,敦煌古代写经已经有零星出土。S.1720《大乘无量寿经》(吐蕃统治时期写本),背题:“大明洪化四年戊戌冬月季。”洪化”为吴三桂之孙吴世璠年号。康熙二十年(1681)十月,清军攻昆明,十月二十八日夜,吴世璠守将吴国柱等谋擒吴世璠降清,世璠闻变自杀。二十九日,吴国柱等率众出城降。康熙二十年即洪化三年,十月,吴世璠身死国灭,其“洪化”年号即止于洪化三年十月。是时,敦煌为明朝所封哈密王之属地,哈密王仍奉明朝正朔。云南吴氏政权亡后,其遗民或有不甘事清者,逃往敦煌棲身,因得《大乘无量寿经》,于卷背题“大明洪化四年戊戌冬月季”十一字。所题“洪化四年”,实为康熙二十一年(1682),是年干支为壬戌,题记误作“戊戌”。按,S.1720《大乘无量寿经》为吐蕃统治时期敦煌抄本。从知康熙年代敦煌古卷已有出土者。

台湾王三庆教授曾撰文介绍日本天理大学图书馆藏编号183-ア293号《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注》,披露该卷经题下、卷尾及装裱绢面上有清人收藏、鉴赏印鉴14方,卷末有清人李宗瀚、许乃普、周寿昌等名人题跋14条,最早一条为道光七年孟夏(1827)李宗瀚跋,最晚一条为同治三年九月(1864)周寿昌跋。

李宗瀚(1769~1840),江西临川人,乾隆五十八年(1793)进士,历官侍讲学士、湖南学政、大仆寺卿、宗人府丞、左副都御史,工部侍郎、鸿胪寺少卿、山东学政、大理寺少卿、内阁学士,道光二十年(1840)卒,《清史稿》卷三五四有传。李宗瀚记述此卷出自“敦煌佛塔”,先为遣戍伊犁某人所得,转赠素孟蟾,继归云心;又,下有许乃普(1787~1866)题记称:道光二十九年(1849)许氏以“五十金”购得;周寿昌跋称:至同治三年九月(1864)此卷仍在许乃普手中,此后几经辗转,后归盛宣怀。盛家后人转售给日本天理大学。此卷流传有绪,班班可考。从收藏者及鉴赏者题跋,知此卷早在道光七年(1827)之前出土于敦煌某佛塔,足证敦煌古代写经早有零星出土者。

清代学者关于敦煌历史、地理、人文资料的编纂,关于莫高窟历史和莫高窟艺术的评介,关于敦煌写经零星出土的记述及收藏与鉴赏,可以说是敦煌学研究的先声,也是敦煌学的前奏。而敦煌学的正式兴起,却是在莫高窟藏经洞发现之后,随着敦煌遗书研究的展开而迅速成长起来的。正如陈寅恪所说:“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新问题,则为此时代之新潮流……敦煌学者,今日世界之新潮流也。”(陈寅恪《敦煌劫余录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