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魅力敦煌 >> 历史文化 >> 正文

敦煌及敦煌学(四)

2017-08-31 15:56:35    来源:    作者:    点击:

藏经洞的发现与近代敦煌文物的流失

       藏经洞的发现与王圆箓其人

       王圆箓(1850?~1931)(图33-1),湖北麻城县人,出身贫寒,略识文字。咸丰、同治以来,王圆箓的家乡湖广一带成为太平军的主要战区,加之“麻城连年荒旱”,王圆箓乃“逃之四方,历尽魔劫”。约在同治末期随湖广军队来到酒泉,在肃州巡防营中当兵。后“厌心名利”,脱离军队,从盛姓道士“稽首受戒”,当了道士。“迨后,云游敦煌”,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到莫高窟安身。最初寄住在第342窟内,以16号窟为香堂。

       那时的莫高窟,只有几个诵习藏文佛经而不识汉文的喇嘛。王圆箓是唯一能读“天地上下、十方万灵”“急急如律令”之类通俗道书及《西游记》的人。这样的水平,在当时的莫高窟却算得上独一无二的大学问家,很受目不识丁的莫高窟喇嘛的景仰,所以很快成了莫高窟著名的法师道长。

王道士个人生活很清苦,却热心传道募化,经常奔波于四乡。在他连年“苦口劝募、极力经营”之下,第16号窟的影响逐渐上升,香火越来越旺,遂物色了一个敦煌读书人杨河清作雇员。杨河清的任务是为王道士执掌文案,冬春之际,香客极少,寺内清闲,杨先生则抄写道经善书,以备夏秋季节香客涌来时发售;夏秋季节是朝山拜佛的香火旺季,杨先生便在今编第16窟甬道北侧设一桌案,为善男信女写醮章愿文,收纳布施财物,登记入账,兼带售卖早在冬春暇时缮写出来的道经善书。

       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五日(1900年6月21日),杨河清在第16窟甬道靠近北壁的办公案处,背向北面坐待香客。闲暇之余,抽几口旱烟解闷,当烟斗里的烟丝烧成灰烬后,顺便向背后甬道墙壁磕打烟灰,壁内传出咚咚连声的空洞回音。杨先生见壁上有细细的裂缝,试用芨芨草秆向裂缝中插探,发现裂缝甚深。但这里的主人是王道士,他只好向王道士说明自己的发现和破壁探察的建议。

       待到夜深,杨先生和王道士掌灯破壁,拆去土坯,里面是一个小型石窟,空间不过方丈,只见一卷卷的经卷,层层叠叠堆摞起来,又有幢幡、绢画、铜佛及若干破旧法器。王道士取出一些铜佛、佛画和经卷后,二人又连夜把洞口封砌起来。完事之后,已经到了次日清晨,即五月二十六日(阳历1900年6月22日)。

       以上便是敦煌当地关于莫高窟藏经洞发现经过的口碑资料。

       多年来,人们一直认为莫高窟下寺住持道士王圆箓是藏经洞的发现者,其实藏经洞的真正发现者应是王道士的文案雇员、一位九流之末的贫寒读书人杨河清。王圆箓由于身为“住持当家”而得名利,并且由此成为敦煌文化史上的名人!应当说,没有王道士雇佣杨清河,藏经洞还是会在那壁画的背后沉睡不知多长时间。从这一点上来讲,敦煌藏经洞的发现王道士还是有一定功劳的。

       由于王道士把取出的佛经、佛画当作稀罕礼物送人,藏经洞被发现的消息终不免透露外传。王道士害怕地方绅士找麻烦和官府追查,遂向县衙报告,但把破壁寻宝的真正动机加以掩盖,说是“扫除积沙,壁破而书见”。

       关于藏经洞发现的因由,王道士一方面编造了一套谎话蒙混官府,另一方面编造了好几种神话来愚弄社会。如说以“流水疏通三层[楼]洞沙,沙出,壁裂一孔,仿佛有小光,豁然开朗,内藏唐经万卷,古物多名……此光绪二十五年五月廿五日事也。”此说,被其徒子赵玉明及徒孙方至福载入《太清宫大方丈道会司王师法真墓志》(简称《王圆箓墓志》,王圆箓墓及《王圆箓墓志》至今仍在莫高窟接待部门前)。李正宇按:藏经洞为封闭式洞穴,所谓“仿佛有光”,光从何而来?又何以“豁然开朗”,得见“内藏唐经万卷,古物多名”?

       1907年,王圆箓告诉斯坦因说:他将第16号窟甬道内的积沙清除后,“便着手在洞窟里树立新的塑像。就在立塑像的过程中,工匠们在甬道入口右侧的壁画上发现了一处裂痕,壁画下面不是岩体,而是一堵砖墙。打开这堵砖墙,便发现了藏经洞及堆积在里面的藏经。”

       1908年,他又告诉伯希和说,是神仙托梦向他揭示藏经洞的秘密;后来他又在《催摹经款草丹》文中更加神乎其神地说:“(光绪)贰拾陆年伍月贰拾陆日清晨,忽有天炮响震,忽然山烈(裂)一缝,贫道同工人用锄挖之,欣出闪佛洞一所……内藏古经万卷。”

       以上诸说与“流水疏通三层[楼]洞沙,沙出,壁裂一孔”导致藏经暴露之说,不仅互相矛盾,而且各说又都不能自圆,充分暴露出谎言的随意性。

       王道士的谎言先是骗过了敦煌的县太爷和士绅,后来又蒙混了曾经玩弄过王道士的斯坦因和希伯和。斯坦因和伯希和又把王道士的谎言当作藏洞发现史的第一手资料广为宣传。于是,这个被斯坦因描写为“身材矮小”“多疑狡诈”的王道士却在高个子洋人的抬举下登上了藏经洞发现者的高座。

       今第16窟处在悬崖最下层,王道士来到莫高窟即择此窟为据点,必先清除洞窟甬道内的积沙,以便信众拜佛求签,尚不至于迟至光绪二十六年才动手清除甬道积沙。杨先生既在第16窟甬道北壁前设座办公,表明甬道积沙早已清除,否则当难设座于此。由此可知,第16窟甬道内的积沙早已清除干净,藏经洞的发现,与清除16号洞窟甬道内的积沙,并无直接关系。所谓第16窟甬道内流沙堆积,因清除积沙而使藏经洞封墙坼裂,导致藏经洞的发现,当为王道士编造的谎言。

       王道士编造清除积沙因而壁破书现的谎言,是为了掩盖他破壁盗宝的不光彩行径,并且进一步把这种不光彩的行径变成神圣的功德和虔敬的果报。这样一来,王道士便轻易地抹杀了杨先生发现藏经洞过程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和历史性功绩,从而使自己独揽发现之功并理所当然地成为这批神圣宝物的合法占有者。

       在发现藏经洞的历史事件上,王道士的作用是被动的、第二位的,但在藏经洞发现之后,洞中珍贵文物散失的问题上,王道士却是货真价实的责任人。

       王道士先是拿着洞中古卷向人讨好,奉献赠送,后被斯坦因、伯希和贿骗万余卷,先后收受银1200两。他将所受银两的一部分用于修缮三层楼(即今莫高窟第16窟及其上层第365窟窟前檐廊)和九层楼(即今第96窟大佛殿);另一部分则用来为窟中塑绘装彩,穿凿窟壁,使多窟通连,并修建千相塔瘗埋残破塑像(这些行为其实是对莫高窟洞窟及塑绘艺术的极大破坏)。

       藏经洞的发现,改变了敦煌的命运,更改变了王道士的命运,在那个时代的诸多守护者中,像王道士这样幸运的,恐怕没有几个,同时,像王道士这样不幸的也没有几个。他活着的时候,毕竟没有为自己的享受挥霍这笔赃银,却也是当地人所共知的事实。

       藏经洞出土遗书总数在六万件以上,多数为手写本,也有极少量雕版印刷品和拓本;其形态有卷子、折本(包括褶叶装、旋风装、蝴蝶装)、册叶本和单片纸叶等;其文字多为汉文,但古藏文、回鹘文、于阗文、粟特文、梵文和突厥文等,其他文字的文献亦为数不少;其内容极为丰富,涉及宗教、历史、地理、语言、文学、美术、音乐、天文、历法、数学、医学等诸多学科,但以佛教典籍和寺院文书为主。不论从数量还是从文化内涵来看,敦煌遗书的出土都可以说是上一世纪我国最重要的文化发现。此外,20世纪初以来,在古敦煌管辖的范围内还出土许多汉晋简牍。这样一些文物,不仅在中国,即使在全世界也是独一无二的文化宝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