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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6-25 16:16:23    来源:    作者:    点击:

康熙五十五年(1716)

十一月,派兵驻防沙州及色尔滕。(《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第 176 窟)

康熙五十七年(1718)

番族内附,置靖逆、赤斤二卫。(《清史稿·志》第三九)

康熙六十一年(1722)

夏四月,靖逆将军富宁安疏言:嘉峪关外布隆吉尔之西,古所谓瓜州、沙州、燉煌郡之处,而蒙古人呼为库库沙克沙,昔曾建筑城池,屯兵耕种,至今旧址尚存。田土广阔,宜于牧放马畜。兼有河水,若于此处屯田,驻扎绿旗兵三四千名,设总兵官一员管辖,则通党色尔腾之路既可控扼,而于诸处遣用,俱属有益。应行文将军富宁安,会同总督年羹尧、提督路振声,将派往官兵造城屯田之处,确议奏闻。从之。(《清圣祖实录》卷二百九十七)

雍正元年(1723)

复置沙州所,筑布隆吉城,设安西同知治焉。(《清史稿·志》第三九)

雍正三年(1725)

升沙州所为卫,并迁甘肃五十六州县穷民二千四百余户开垦屯种。(《大清一统志》)

雍正四年(1726)

七月,川陕总督岳钟琪上“建设沙州协镇议”。

雍正五年(1727)

光禄少卿汪隆到敦,督修沙州卫城。建官府,修兵房及三堡,越一年城工告竣。(《重修敦煌县志》)

雍正七年(1729)

沙州移民共 2405 户,每户分地 50 亩,共开田地 1.2025 万亩。(《重修肃州新志·沙州卫志》)

甘肃总督查郎阿曾上奏,安西、沙州屯田民户获得丰收,因而“请严加查禁,并谕屯民时存一年所需,余即诸本地,以济兵民食用。”(《甘肃通志稿·军政四·屯田》)

雍正八年(1730)

二月,谕陕西督抚等。安西沙州等处、招民屯垦,原为惠养边民之计。原定辛亥年例当输赋。著宽期二年。于癸丑年升科。(《清世宗实录》卷九十一)

敦煌始行采买粮。(《重修敦煌县志·编年志》)

雍正九年(1731)

沙州卫守备赵在熊督率户民续修沙州新城廓。

雍正十年(1732)

九月,沙州新城廓竣工,城廓周围五里五分,开东、西、南、北四门,东名通安,西名望瑶,南名瑞映,北名归极。(《重修敦煌县志》)

安置吐鲁番回民于瓜州。(《大清一统志》)

是年,沙州水冲民舍。(《重修敦煌县志》)

雍正十一年(1733)

六月十九日夜,沙州山水骤发,北门户民被水冲塌房五百七十八间。(《重修敦煌县志》)

乾隆二年(1737)

《重修肃州新志》成书,内有《沙州卫志》二册。

乾隆十六年(1751)

沙州副将五灵阿、瓜州参将哈甬纳,在黄墩营北要隘青墩峡立石碑,以示安不忘危。

乾隆二十五年(1760)

改沙州卫为敦煌县,属安西直隶州。首任县知事曾希孔。曾知县于县城北关创建鸣沙书院。(《重修敦煌县志》)

乾隆四十三年(1778)

在南关东南城角建南仓一处,计二百六十间。(《重修敦煌县志》)

乾隆五十一年(1786)

敦煌人赵学诗中举。乾隆年间 35 年内敦煌有 17 人中武举。

嘉庆二十四年(1819)

史地学者徐松调查西北水道,至敦煌游览莫高窟,记录碑文,探讨创建年代。(徐松《西域水道记》)

道光元年(1821)

徐松《西域水道记》成书,内有敦煌水利与莫高窟的记述。(徐松《西域水道记》)

道光十年(1830)

敦煌知县苏履吉委曾诚等纂成《敦煌县志》。(《重修敦煌县志》)

道光十二年(1832)

知县许乃谷创修党河大桥,名曰“柳桥”。(《重修敦煌县志》)

张守正中举。

道光十三年(1833)

敦煌知县许乃谷著《千佛岩歌》并序。(许乃谷《瑞芍轩诗钞》)

道光十九年(1839)

雷起瀛中举。嘉庆年间,有 5 人中武举。道光年间有 4 人中举。

咸丰二年(1852)

春三月,番匪忽至近郊,时邑令沈某因公赴肃,典史魁瀛率民壮数十人出城拒战,百姓相随者三、四百人,摭番匪于戈壁急击之,贼乱奔窜,所掠牲畜强半夺回。

夏六月,番匪又至南湖巴彦布喇,千总刘绪率众御之。激战一昼夜,援绝兵败,兵士伤七十五人,匪大掠而去。(《重修敦煌县志》)

咸丰四年(1854)

青海黑番数百人突至千佛洞,时值四月八日浴佛大会,抢掠骡马财物而去。是年冬,又至南湖,官民合力御之,遂大掠而去。(《重修敦煌县志》)

咸丰九年(1859)

雷起鸿中举。咸丰年间敦煌有 2 人中武举。

同治四年(1865)

敦煌回民暴动未遂,分赴酒泉、新疆而去。

同治五年(1866)

戍军王步云谋叛,事泄,邑举人雷起瀛商同县令樊建基掩其不备,袭杀之。(《重修敦煌县志》)

同治八年(1869)

七月七日,肃州回民反清军自肃州来,屡扰敦煌。(《重修敦煌县志》)

牛瘟传染剧烈,治之不愈,死者十之六七。(《重修敦煌县志》)

同治九年(1870)

清廷调运军粮赴新疆,安、敦、玉三县驼马皆空,加之回民起义军屡扰、抚员横行,地方负担过重,民不堪其苦。(《重修敦煌县志》)

白喉传染剧烈,至有全家绝嗣,弃其手足骨肉而不顾者。又遭牛瘟,十患九死,死牛道路皆是。(《重修敦煌县志》)

同治十年(1871)

陕西白彦虎率众窜扰敦煌,往来三四次,四乡被害甚烈。至莫高窟,尽毁连结上下层窟的木构行廊。(《重修敦煌县志》)

白喉症同九年。(《重修敦煌县志》)

同治十二年(1873)

春三月,白彦虎率西宁回民反清部众约万余人至敦煌,攻秦安坊张家堡,在庄浪坊一带屡扰。四月二十日,又率全队临城示威。白弟小虎被飞弹中目而毙,部众大骇,围遂解。

六月,白彦虎众获四郊夏禾殆尽,逃窜新疆。

是年,总督左宗棠准备出关西征,遣员至敦煌筑仓厫。(《重修敦煌县志》)

同治十三年(1874)

饥荒。是年前罹兵匪十余年,公私积储告罄。上年夏禾又为白彦虎收获,因是大饥。每斗麦价值十八两,人食树皮、草根、牲皮、皮屑至狗猫皆尽,人相食人,死亡枕籍。(《重修敦煌县志》)

光绪五年(1879)

匈牙利地质学家洛克齐到敦煌,游莫高窟,对壁画艺术极其称赞。(《重修敦煌县志》)

光绪十三年(1887)

五月,冰雹大如枣桃,自寅自辰,约三时始息,由西北至东南绵亘数十里,树皆无枝。(《重修敦煌县志》)

光绪二十二年(1896)

西宁回民刘四福率万余人至敦,在截山子与官兵接战,大败,至安南坝连败。发遣至新疆罗布淖尔安置。(《重修敦煌县志》)

光绪二十三年(1897)

郭璘(字璞丛)中举。光绪年间敦煌有 5 人中武举。

清代敦煌共有 8 人中文举,33 人中武举。有贡生 81 名。(《重修敦煌县志》)

光绪二十六年(1900)

道士王圆箓在清除积沙时,掘出藏经洞(即今莫高窟第 17 窟),洞中数万件写本和其他文物经过近千年的封存后重现于世。

咽喉症传染最剧,如同治九年。惟四十岁以上者传染较少,共伤四千余人。(《重修敦煌县志》)

光绪二十七年(1901)

法国邦宁发表《从北京到俄属突厥斯坦行记》,介绍其 1899 年的中亚之行,他曾到莫高窟并拓走四份碑铭。

牛瘟大起,共伤一万余头。(《重修敦煌县志》)

光绪二十八年(1902)

甘肃学政叶昌炽从敦煌知县汪宗翰处得到几件敦煌写卷和绢画,建议甘肃省藩台将敦煌经卷上调兰州保管,未果。

淫雨两月不止,党河水暴涨丈余,冲毁党桥及十渠坪口,致水不归渠,禾苗枯死。(《重修敦煌县志》)

光绪三十年(1904)

三月,知县汪宗翰奉省府令“就地封存”藏经洞文物。

监生张鉴铭、武举张壶铭兄弟倡议,联合贡生王翰、庠生刘嗣徽、武生朱永和及农民谢全、谢大伦等 20 余人,联名上书县署,呈请免除采买粮。

夏,蝗飞蔽天,伤禾甚重。(《重修敦煌县志》)

光绪三十三年(1907)

三月,英国人斯坦因在敦煌贿赂道士王圆禄,骗走藏经洞写经 8000 余卷,绢画 500 余幅,连同其他文物共装 27 箱,偷运出中国。并在敦煌北长城沿线盗掘多处遗址,掘得大量汉简。

光绪三十四年(1908)

二月至五月,伯希和在敦煌莫高窟贿赂道士王圆禄,骗走藏经洞写本精品数千卷和其他文物。

宣统元年(1909)

五月至八月,伯希和在北京饭店举办敦煌写本展览,引起罗振玉等人注意。

八月二十二日,清政府学部致电陕甘总督,请饬查检齐千佛洞书籍并造像古碑,勿令外人购买。

中国开始敦煌学的研究。罗振玉发表《敦煌石室书目及其发现之原始》,是中国学者最早的敦煌学论文。蒋斧编印《沙州文录》,收录少量敦煌遗书。

宣统二年(1910)

春,喉症甚烈,患者十九不治,一年之内毙两千余人。(《重修敦煌县志》)

清政府学部委托新疆巡抚何彦升(字秋辇)速将藏经洞所余写本运往北京。敦煌当时起运 8000 余卷,抵京后,何氏之子伙同李盛铎、刘廷琛等窃取不少精品,余交京师图书馆收藏。